小睿这篇国际评论，就来拆解中美科技竞争中的 “特殊战场”生物科技，为何一边是美国政策层的 “去风险” 焦虑，一边是跨国药企抢滩中国的热潮，彻底脱钩终究只是空想？

在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博弈愈演愈烈之际，生物科技正成为中美关系中极具反差感的“例外领域”。

一边是华盛顿频繁讨论的“去风险”措施，试图为中美生物科技合作设置门槛，另一边是中国临床试验数量反超美国、跨国药企加速在华布局的现实。

正如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反复证明的，癌症、传染病等健康挑战从不遵循地缘政治边界，中美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相互依赖，早已超越简单的竞争关系，形成“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”的共生格局。

中国生物科技的“创新跃迁”已不是单点突破

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我国共批准创新药210个，保持加速增长态势，目前创新药研发管线占全球约四分之一，每年开展的临床试验项目达3000个左右，均位居世界前列。

这一趋势在核心数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，2024年，中国在研临床试验数量正式超过美国，到2025年，中国医药技术授权交易披露总价值已逼近千亿美元量级，较三年前增长超两倍。

更关键的是结构性转变，2020年前后跨国药企几乎不会引入中国早期创新药物，而如今全球约三分之一进入美国研发管线的新分子，均源自中国生物科技公司。

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，离不开政策体系的精准赋能。

作为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，《“十四五”生物经济发展规划》明确将生物医药作为核心支柱产业，通过强化研发投入、优化审评审批机制、培育产业集群等举措，构建起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生态。

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独特的“执行型能力”，凭借庞大的患者群体实现快速招募，以高效的资源协同压缩试验周期，将失败视为创新成本而非污点，形成了区别于硅谷模式的规模化创新路径。

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副教授张清鹏曾指出，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的在保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总体成本，使其成为全球生物医药生产的理想地点。

企业的战略选择，给出“脱钩不可行”的答案

尽管美国政策层争议不断，但跨国药企正以真金白银下注中国市场。

2025年3月，辉瑞北京研发中心正式启用，成为其在华第三家研发中心，将中国纳入全球创新药同步开发体系，同期阿斯利康投资25亿美元建立第六个全球战略研发中心，赛诺菲也投资约10亿欧元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。

对这些企业而言，中国的吸引力已远超“成本洼地”，而是全球不可或缺的创新策源地和市场核心。

毕竟对研发周期动辄十年以上的新药来说，中国能将临床试验周期缩短30%以上，这种效率优势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。

全球药品供应链的深度绑定，更让“脱钩”成为危及公共健康的危险选项。

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，美国进口的氢化可的松96%、布洛芬90%和对乙酰氨基酚73%来自中国，就连阿莫西林这种常用抗生素，其80%的生产原材料也依赖中国。

在全球原料药（API）生产中，中印两国占比达82%，且中国的份额仍在持续提升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是全球最大仿制药供应国印度，其70%的API进口也来自中国。

这种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供应链格局，意味着任何单边“断链”举措，都可能引发美国仿制药短缺、药价暴涨的连锁反应，最终损害普通民众利益。

美国内部的争议，也从侧面印证了“脱钩”的复杂性。

一种声音主张通过严格审查甚至封堵措施，阻断中国生物科技知识产权进入美国体系，但前美国FDA局长Scott Gottlieb等理性派则指出，中国的竞争力源于制度性效率优势，美国更应通过改革自身监管体系、降低创新摩擦成本来保持领先，而非设置贸易壁垒。